1870-1896年李鸿章对日、俄政策演变及得失

作者：韩鹏  年份：2012-01-01 期刊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李鸿章 对日 俄外交 《天津条约》 《中俄密约》 历史影响 

描述：深远的影响。本文分五个部分重点论述了李鸿章在对日、俄外交中的政策及演变的过程。通过论述李鸿章对中、日、俄外交关系的处理，分析他在日、俄外交方面的得失。第一部分，对日外交是李鸿章第一次正式的外交活动，这一部分主要论述了李鸿章为什么关注日本，进而希望和日本联合的问题，最后通过《中日修好条约》确立了同日本的外交联合。第二、三部分，主要论述了李鸿章对日本政策的演变及失败以及联俄政策的确立。李鸿章同日本的外交，经历了由最初的积极联合到后来的消极应付，再到最后的尽力遏制日本对华的侵略，并随着中日《天津条约》的签订而终结。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对清政府的威胁日益加剧，李鸿章开始寻求外部势力遏制日本在华的进一步侵略，俄国在这个时期的适时表现坚定了李鸿章联俄的信心，《中俄密约》的签订标志着中俄联合的确立。第四部分，这一部分主要分析了李鸿章联俄政策的发展及失败。由于俄国的外交欺骗，再加上李鸿章自身能力的不足，最后签订的《中俄密约》无疑是加强了俄国在东北的侵略，而清政府除了丧失主权什么也没有得到。第五部分，主要阐述李鸿章在同日、俄外交中的得失特别强调了在这两次外交联合中失败是主要的结果。通过失败揭示出李鸿章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儒生”在对外交往中的局限性，反映了封建的政治制度是不可能和更先进的资本主义相抗衡的。通过这两次外交活动看到李鸿章外交活动失败的本质，从而使我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和经验。总之，李鸿章在同日、俄的外交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维护了清政府的某些利益。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李鸿章对日、俄的外交政策最后都不可救药的失败了，这种失败严重地影响了晚清的政局，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他的功过是非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和反思的。

甲午战前十年李鸿章对日观及其外交研究

作者：孙鸣凤  年份：2012-01-01 期刊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李鸿章 对日观 外交 

描述：和结语三部分内容。 在绪论中，通过对有关研究成果的回顾和梳理，说明本文的研究缘起。 第一章主要梳理和论述1885年之前李鸿章对日观，作为此后李鸿章对日观发展变化的前提和基础，为后文研究提供一个铺垫。随着中日两国交往的增多，李鸿章的对日认识也不断丰富和深入，大致而言，1885年之前李鸿章对日观包含有联日、防日两个方面，且以防日为主。 第二章以1885年天津谈判为考察对象，从谈判开始前的情报收集、谈判过程中的联日秘约实践、谈判结束后对伊藤初步印象三个方面，说明此次谈判是李鸿章对日观的重要转折点，由极为警惕日本威胁、将日本作为主要防御目标，转为谋求秘约联日，认为日本为远患、非近忧，对日本的警惕性逐渐丧失。 第三章从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私人交谊、李鸿章的对日交涉两个方面，展开对乙酉至甲午年间李鸿章对日观的论述。首先，以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往来信函为线索，揭示李氏对日观中的感情部分，接着，还原李鸿章这一时期的对日外交实践，即成功挫败日本修约的不良企图、和平解决长崎事件以及顺利化解朝日防谷令赔偿纠纷，并着重分析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私人交谊，即本文所谓伊藤博文因素，对李氏对日观及外交实践的影响。 第四章主要探讨朝鲜半岛国际形势对李鸿章对日观的影响。1885-1894年间，朝鲜半岛局势更加复杂：两次朝俄密约风波和巨文岛事件接连发生，使得俄国因素凸显；日本则调整了其对朝鲜策略，在政治上以退为进，在经济上加大对朝鲜的经济渗透与掠夺。在此背景之下，李鸿章形成了对朝鲜局势的错误判断，错将俄国锁定为朝鲜的最大隐患，而放松了对日本的应有警惕，使日本在朝鲜增强经济政治渗透、在本土扩充军备的可能性增大。 在结语中，概要分析甲午战前十年间李鸿章对日观的认知环境和影响因素，梳理李鸿章对日观的具体内容和发展演变，说明李鸿章对日观的局限和不足，导致其外交实践和国防决策的失误，以致有甲午惨败的结局。

明治初期日本对华外交研究：以日清琉球问题交涉为中心

作者：山城智史  年份：2012-01-01 期刊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明治政府 井上馨 琉球问题 李鸿章 伊犁问题 

描述：治政府加强中央集权也包含着“扩张领土”的战略意图，琉球地处远离中央的边境地区，同时与中国保持着朝贡册封关系，在东亚近代化潮流中，其归属成为中日外交上的重要问题。经历了从琉球国到琉球藩、冲绳县的变迁，明治政府最终吞并了琉球。明治政府吸收和采纳了近代西方的国际关系准则，这与依靠传统国际秩序，力争保护朝贡国的清政府之间在体制上的差别形成鲜明对照，并在从琉球到冲绳县的变迁中体现出来。在东亚国际秩序动荡重组的漩涡中，明治政府不顾清政府反对，执意施行“处分琉球”，在短短的十年内彻底地改变了琉球的命运。本文以历史学实证研究为中心，结合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多角度地检证明治政府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19世纪70年代约十年内，明治政府与清政府围绕琉球问题的交涉进行全面、系统地论述。本文由序章、正文四章和终章构成。主要论述明治政府围绕琉球问题与清政府展开的交涉，同时对清政府与俄国之间开展的有关伊犁边界问题给琉球问题的处理带来的影响进行了阐释。本文在积极借鉴中日两国学术界先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挖掘资料，对明治政府的对清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首次提出井上馨有效地利用清俄伊犁边界问题，旨在维护明治政府在处理琉球问题上的有利地位。明治政府为了顺利推进日清间的“分岛改约交涉”，对国际背景加以充分利用，通过抓住清政府的弱点，明治政府步步为营地奉行“扩张领土”的既定政策，最终将琉球并入日本。明治政府修订与西方国家以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也是当时最为紧要的外交课题之一，遂决定首先在《中日修好条规》到期之前进行修订，试图将上述两项政策结合起来，以期推动与欧美各国的改约进程。然而，无论是分岛方案还是条约修订案都遭到清政府的拒绝而未能如愿。为此，明治政府则转而主要着眼于清俄间的伊犁边界问题，并将日本和俄国在暗地里合作的姿态和讯息有意地传递给清政府。同时命日本驻俄公使全面调查清俄之间的交涉态势，秘密收集各方面情报。井上馨在弄清楚清俄交涉的态势后，对正在北京谈判的宍户公使、天津及上海的日本公使及时做出指示，寻求本国在琉球问题上的利益最大化。综上所述，明治政府通过吞并琉球，在实施扩张领土政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无疑，明治政府与清政府之间针对琉球问题的外交交涉，以及明治政府推动中日之间改约的努力，也包含着明治政府在向近代国家过渡的过程中，通过与西方国家修改“不平等条约”而构筑对等关系的外交意图。

李鸿章形象研究

作者：高波  年份：2011-01-01 期刊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李鸿章 李鸿章形象 历史人物评价 

描述：但与朝廷和清流派不同,他们着重肯定李鸿章所办洋务的功绩。维新派虽然对李鸿章颇有微词,但基本肯定了李鸿章是个正面人物。革命派全面否定李鸿章,认为他是“汉奸”。民国遗民型学者延续了鉴戒史学对李鸿章的评价,认为他是个“忠臣”。近代化论者坚持李鸿章领导的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事业,是中国近代化的先声。而与此观点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却抨击李鸿章是“万恶的民贼”、“反革命的魁首”、“满洲人的奴才”、“永远的投降派”。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支配史坛,李鸿章成为“卖国贼”,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李鸿章形象被重塑,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第一人”。从清末、民国到新中国,李鸿章形象的变化很大。笔者认为影响李鸿章形象的因素有三个,政治因素、价值观变化和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变化,并逐一进行了较深刻地分析。结语探讨了李鸿章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对历史人物评价的理论与方法进行重新的认识,并对人物评价未来的发展进行展望。

李鸿章经济伦理思想研究

作者：张强  年份：2011-01-01 期刊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李鸿章 经济伦理思想 官督商办 国利 民利 

描述：年在清政府为官期间的洋务运动实践,应该说,他的经济伦理思想是理论学习和洋务实践的有机结合,体现了他复杂的思想内在和现实的时代背景。具体而言,主要在国富与国强关系辩证、国利民利的辩证关系和对外通商的经济伦理反思这几个方面。李鸿章身上有着非常明显的历史刻痕,即就是为摇摇欲坠的清政府苟延残喘寻找救治良方,他的具体活动也非常清楚,大致有三个方面：政治管理、经济治理和军事准备,这三个方面体现为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国家富裕与强大。为了实现这个政治目的,李鸿章认为,通过自上而下的商业观念的转变,以洋务运动为主要经济手段,通过改善经济状况为训练新军和政权稳定提供支撑。他认识到自强和求富之间的关系,就是国富与国强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李鸿章看来,要实现国富与国强,必须是先自强以求富,才能寓强于富,他们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论基础在于言利求富的功利论。李鸿章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因为一切利益只有在国家利益这个层面上才能体现其真正的价值,民利就是为国利而存在的,国利在李鸿章的意识中并未体现其对民利的保护。就国利和民利的实现途径而言,李鸿章认为就是大力发展军工业与相关产业链,不断积累财富和力量,以达到对封建政权的保护和一定程度上对列强的抵抗。自鸦片战争失败后,开放的通商口岸为洋商的顺利向华倾销打开了通道,这个时候,一部分开明的具有商业经济意识的知识分子发现在军事战争之下,掩藏着资本主义列强通过经济侵华的狼子野心,由于西方经济技术及其管理经营的发达,侵华产品在价格、质量、科技含量、成本和种类上比华商在自然经济形态下手工作坊所生产的商品有着非常明显的竞争力。李鸿章等人提倡兴办洋务就是为了给中国的商品业注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因素,以便在竞争中不至于被动挨打,为抵制西方商品倾销做技术上和理念上的准备。其实,这也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理念在经济中的实际应用。相对于清朝政府内部的保守派而言,李鸿章算得上是一个改革派,可是与真正借鉴西方政治经济体制成功经验为改革理论之根本的改革派相比,李鸿章却又是一个十足的保守派。如果说重官利轻民利是其社会角色造成的必然结果的话,那么他坚持中体西用则体现其保守之本色,他经济伦理思想的这些特征构成了他充满争议的理论研究话题。李鸿章及其洋务运动之评价,和其经济伦理思想之评价是不同的,作为一种经济伦理思想,李鸿章的那些思想的提出和实践本身既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又具有一定的思想认识局限和个人文化传统之影响,以及当时在某种特定历史境遇下他所做的缺乏严肃性但却后果严重的行为。就李鸿章经济伦理思想的积极性而言,李鸿章的经济伦理思想对加速中国近代化进程和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消极方面表现为国利大于私利的义利观指导下的官督商办成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以及对民族资本的搜刮,不利于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加剧了半殖民地的深化。

李鸿章“和戎”思想及其在边防建设中的实践

作者：陈东杰  年份：2011-01-01 期刊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李鸿章 和戎思想 海塞防之争 伊犁危机 中法战争 

描述：的发展环境,所以在办理外交事件中,李鸿章往往主张息事宁人,表现出对外妥协的态度。实际上并不是如此,李鸿章对外“和戎”是期望争取以较小的代价换取和平环境,为发展自强运动创造条件。由此,李鸿章提出“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思想,并以此作为自强运动的主体政策。为贯彻“和戎”思想,面对西北边疆危机之时,李鸿章不惜主张放弃国土转而全力进行军事自强建设。在后来的西南边疆危急之时,李鸿章清楚越南对于西南边防的重要性,主张在越南划定南北分界线,以保全越南独立继而保证西南边疆地区的安全。李鸿章对外“和戎”,对内则积极进行“变法”。在和平时期他积极支持边疆地区的军事、经济建设,旨在巩固边防的同时带动边疆地区人口、经济的发展。李鸿章所指定的总体发展政策是适合时宜的,但受制于内外因素,不能有效执行。最终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之中,一步一步走向穷途末路。

李鸿章海防思想与海军教育实践研究

作者：田丽君  年份：2011-01-01 期刊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李鸿章 海防思想 海军教育 

描述：章的海防思想与海军教育实践着力研究,力图挖掘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的教育体系,以及李鸿章之于近代海军教育的重要性。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首先,在晚清风雨飘摇的大背景下,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少数开明官员海防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李鸿章的海防思想从19世纪60年代始至北洋海军的建立经历了四次转变,他的海防思想不断完善,由原先的“以守为防”的消极防御转变为“以战为守”的积极防御。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最终完备成熟,并在这种海防思想的指导下开始创建北洋海军,最终于1888年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北洋海军。其次,梳理李鸿章海军教育实践的内容。主要由两方面构成,一是创办新式学堂培养海军人才,创立的海军学堂包括天津水师学堂、山东威海卫水师学堂、旅顺口鱼雷学堂、北洋医学堂等;二是主持留学教育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包括留学美国和留学欧洲。再次,分析李鸿章海军教育实践的影响。李鸿章的海军教育实践培养了大批近代化的海军人才,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思想引入中国,对封建专制文化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开拓了时人的视野,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为以后西学在中国的大量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创立了中国第一所官办军医学堂,培养了第一批中国自己的海军军医,推动了西医在我国的发展。李鸿章创办的海军学校教育,是对清末传统海军教育内容及人才选拔制度的重大变革,开创了近代海军教育的先河,形成了最早的中国近代海军教育体制。最后,应当客观的对李鸿章海军教育实践进行评价。

从儒家“中和”思想看晚清外交中的和战交锋：以李鸿章、张之洞为典型的考察

作者：曹波  年份：2011-01-01 期刊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 晚清外交 和战交锋 李鸿章 张之洞 

描述：洞为代表,它的本质是以武力维权,最大程度上维护晚清政府的主权和尊严。这两种策略的提出及运用都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在晚清和战外交策略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李鸿章与张之洞两位晚清外交的重要大臣表现的尤为突出,终因在当时国内外的严峻形势下,晚清外交策略选择了以和为主,以战为辅的特殊形式。但“和”并没有给晚清政府带来和平稳定的外交局面,以及平等的对话权；而“战”也并没有为其获得应有的权益,使晚清政府发展强大起来。然而和战策略的运用,彼此相辅相成,让晚清政府在当时的局势下得以生存下来,并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外交成绩。它的提出也是在当时特定的外交环境下晚清政府综合考虑的结果,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在外交活动上的体现,也使得晚清外交最终形成了爱国与误国并存的外交事实。总而言之,晚清外交并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从此之后逐渐走向消极的发展方向。从晚清和战外交策略的制定上来说,儒家“中和”的思想是其产生的主观条件,但从这一外交策略的具体实施来看,却又是对于儒家思想的真正偏离,并没有达到儒家思想中所要求的外交状态:共享利益,在平等的基础上和谐发展。究其因为是晚清政府本身的性质和孱弱的综合国力所致,晚清外交策略所要求协和万邦的理想状态并没有达到,但却使其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艰难的生存下来。通过儒家思想对晚清外交的研究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晚清外交策略以和为主,辅之以战,两者相互结合又相互补充,最终形成了其特殊的局面,以致于使晚清政府沦为了西方列强的附庸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强大起来。晚清外交的根本目的没有达到,从此以后晚清外交走向了消极的低谷。

清末民初公债思想研究

作者：宋长旭  年份：2011-01-01 期刊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近代公债思想 内债 外债 清末民初 李鸿章 梁启超 孙中山 

描述：格的中央控制和出入有常的思想,也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促进经济发展。1840年以来,随着中国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量入为出”逐渐被“量出为入”的财政管理思想所取代。我国近代意义上的公债思想,正是政府在传统筹资手段用尽均无法满足财政支出刚性需求之后出现的。清末民初的外债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迫卷入国际经济漩涡后,帝国主义列强在拥有广泛特权的情况下对中国实施的一种政治侵略和经济榨取的手段,但同时也为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促进作用。清末民初的内债是在社会变迁的复杂环境下,历届政府为维护统治,挽救国家危亡,在举借外债和增税不足的情况下,意图以动员本国民间财力实现稳定统治,发展经济的尝试。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由六章组成,意图详细描述清末民初的公债思想,总结其发展演变的规律,为当前公债利用提供有益建议。第一部分,第一章绪论,简要介绍了本文选题的背景、目的和意义,研究对象的界定,论文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对已有的国内外关于农村民间借贷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的归纳、介绍,并提出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无论是清末民初,还是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公债都是事关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弄清中国公债思想的发展演变,提出精华思想是很有必要的,具有很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国内外对于这一时段外债的研究成果丰硕,而内债研究相对薄弱一些,并且这些研究大都是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或者对专门人物进行相关研究,缺乏系统习性。通过考察相关文献,对本文研究对象(即清末民初公债)进行了界定,之后提出了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第二章,较为全面的论述了公债与经济、政治、财政的关系,然后详细分析了中国财政管理体制的转变以及中国公债产生的背景,最后清末民初的内外债发行概况进行了梳理,以便与下文对公债想的进一步探讨。中国公债思想是伴随着财政管理思想的转变及自然经济解体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而产生发展起来的。第三部分,第三章到第五章,首先对于是否利用公债来发展经济,御辱强国,社会各界各时代的杰出代表都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逐步形成了共识,在内忧外患、国困民穷的情况下,必须科学的利用公债,才是救亡图存之道,到孙中山时提出了对外开放的口号,达到了公债利用新的高度。之后对公债的发行管理和使用偿还思想进行了详细论述并进行评析。纵观历代有识之士的公债思想,基本对于内外债的举借方法、原则、用途及偿还都有很多积极地论述,是针对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深入思考之后提出的,有很大可行性,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作出了贡献。第四部分,论文的第六章,文章的总结部分,在全面回顾总结了近代中国公债思想的发展演变之后,总结出规律,得出能够为当今社会公债运行及外资利用有意义的建议。

李鸿章对越南问题的认识与策略研究（1881-1886）

作者：王志强  年份：2011-01-01 期刊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李鸿章 越南问题 中越关系 法国 宗藩关系 

描述：鸿章与越南问题这一新的视角,通过其对越南问题的认识与策略及其外交实践,分析其在处理越南问题过程中的角色问题,进而对中越宗藩关系的终结问题提出新的解释,使该研究能对李鸿章及此一时期中越关系史乃至晚清外交史的研究有所裨益。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加上前言和结论共有七个部分。前言主要介绍了问题的提出、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创新与不足、基本文献及相关概念界定等问题。第一章论述了越南问题的缘起与清政府的早期应对。中越宗藩关系因法国殖民势力介入越南事务受到冲击,随着法国越南政策的逐渐强硬,越南问题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并成为中法交涉的焦点问题。第二章论述了李鸿章对越南问题的早期介入与认识。李鸿章从1881年底受清政府之命开始介入并主导越南问题,随即授命其掌控的轮船招商局借在越南运粮之便秘密探测越南现地实情及法国军情。依据从轮船招商局探测的信息,李鸿章对越南当局首鼠两端的行为有所认识,并对越南的军事实力及刘永福等方面有所了解,越南并不乐观的现状为李鸿章在越南问题上的消极应对埋下隐患。第三章论述了李鸿章与越南政府联合解决越南问题的努力与失败。本章主要围绕1883年越南遣使事件展开论述。李鸿章在此次遣使事件中起到重要作用。首先,遣使前,通过与越南的秘密接触,李鸿章对越南欲借世界公论来摆脱其国家困境的诉求有所了解并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其次,因李宝谈判的需要,在李鸿章的变通下,遣使事件成为李鸿章与越南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联合抗法的一次尝试;再次,外交努力失败后,李鸿章采取了“固防观变”的军事策略,越南遣使请求清朝军事援助的计划落空,越都顺化的沦陷使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基本宣告了此次遣使的失败。这一事件揭示了中法战争前夕中越宗藩关系新的变化,从而表明中越宗藩关系的终结并不仅仅有赖于法国侵略势力的外来冲击,同时也有来自宗藩关系内部中心与周边亦即中越双方的内在需求与动因。而该事件的失败则宣告了中越宗藩关系事实上的终结。第四章论述了李鸿章在中法战争前后与法国有关越南问题的交涉。1883年越南遣使事件失败后,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中越关系为中法关系所取代。此后,李鸿章有关越南问题的处理主要体现在李鸿章与脱利古、福禄诺、巴德诺及戈可当等法国使节的外交交涉上。通过对李鸿章与法国使节有关越南问题的交涉的史实的重新检视,可以得出如下三点认识:一是李鸿章在越南问题上虽然主张中国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但在同法国使节交涉与谈判的过程中,越南的宗主权问题无疑是谈判的重点与难点;二是李鸿章在处理越南问题过程中的角色与地位有变化;三是中越宗藩关系的终结具有长期性。第五章论述了李鸿章处理越南问题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主要从朝鲜、驻外公使与清流等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且学界关注较少的问题展开论述的。结论主要有三点:一是依据前文总结李鸿章对越南问题的认识与策略选择;二是李鸿章在处理越南问题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决策者职权不足,执行者分量过重;三是对中越宗藩关系终结的双重解读,即从事实和法律两个方面进行解读。